钱玄同和刘半农同为北大教授，一位是旧学造诣极高却转向新文化的文字学家，一位是写旧小说出名却转向新文学的语言学家。他们携手编辑《新青年》，共同演绎“双簧戏”，一起倡导国语运动、参与简化汉字、编写注音字母、推广标点符号等工作，为普及教育、启蒙思想做出积极贡献，留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。 钱玄同1887年出生于浙江吴兴，幼入家塾，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。1906年赴日留学，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《说文解字》。1913年，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，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。作为章门高足，钱玄同文字学造诣极深，却对僵死的旧文学和传统文化充满叛逆之心，持有变革之意。 1917年1月，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5号，看到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，深受触动，如觅知音。他立即给陈独秀写信，响应文学革命主张。同年2月，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6号刊发陈独秀的《文学革命论》，同期刊载钱玄同《致陈独秀：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》的信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《新青年》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，极为佩服。其斥骈文不通之句，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，最精辟。进而言改良文艺，其结果必佳良无疑。惟‘选学妖孽’‘桐城谬种’又不知若何咒骂。”其后，又发表《反对用典及其他》《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》等文，提出文章应加新式标点符号、数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、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、书写方式改为左行横移等主张。 胡适、陈独秀与钱玄同的文章、通信发表后，《新青年》的另一名重要撰稿人、上海文坛新秀刘半农也积极响应。同年5月，刘半农在《新青年》第3卷第3号发表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，不仅支持胡适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，提出：以诗歌、戏曲、小说、杂文为纯文学；写散文要突出“我”的感受，不模仿古人和今人；韵文要“破坏旧韵重造新韵”；文章分段、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等改良意见。他还回应了钱玄同的通信内容，认真地和钱玄同探讨制定汉语新韵的问题，他说：“希望于‘国语研究会’诸君，以调查所得，撰一定谱，行之于世，则尽善尽美矣。” 刘半农原名刘寿彭，1891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他天资聪颖、勤奋好学，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，学校停办，辍学回家。次年来到上海，打过短工，做过开明剧社编剧，还在中华书局当过编译员。在此期间，他笔耕不辍，先后在《小说月报》《礼拜六》等杂志发表译作、小说，很快成为上海文坛十分活跃的小说新秀，斩获“文坛魁首”之美誉，拥有一批忠实读者。 《新青年》创刊初期，为提高刊物知名度，扩大影响，陈独秀四处招兵买马，很快就想到在上海文坛颇有名气的“江阴才子”刘半农。1916年，一次偶然机会，刘半农结识了陈独秀。二人一见如故，他们切磋文学，交谈时事，彼此留下深刻印象。陈独秀向他约稿，刘半农欣然答应。同年10月起，刘半农开始在《新青年》发表文章，成为《新青年》重要撰稿人之一。

就这样，因共同响应和支持《新青年》倡导的文学革命，在上海的文坛新秀刘半农和远在北京的文字学家钱玄同“相识”了。尽管天各一方，未曾谋面，但二人因在文学变革、提倡国语等方面见解相同而惺惺相惜，遥相呼应。 1917年1月，经蔡元培力邀，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，并将《新青年》杂志迁往北京。陈独秀利用蔡元培赋予的人事和行政权，邀请倡导新文化的有识之士到北大任教，刘半农也在受邀之列。这年秋天，刘半农到达北京，任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教授，与钱玄同成为同事。 这一时期，陈独秀将《新青年》改为同人刊物，由他和胡适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等轮流编辑。沈尹默患有严重的眼疾，常常将编辑任务交给钱玄同、刘半农帮忙。因同在北大授课，又共同参与《新青年》编辑，钱玄同和刘半农接触多起来。再加上二人性情相近，志趣相投，在教授圈子里成为交往密切的好朋友。 （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：《红楼风云人物》，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，第212—214页） 原标题：《风云人物 | 钱玄同、刘半农——新文化运动的“双簧”战将（上）》